聊天杨星堃×三影堂 杨：杨星堃（艺术家）肖：肖瑞昀（策展人） 肖：可以为观众介绍一下这次展出的作品吗？为什么叫“不可见者”呢？杨：这次展出的作品是关于伦敦无家可归者的纪实摄影项目。记录他们成为流浪汉的契机，现在的生活，以及这个群体和当今英国社会之间的联系。作品起名为不可见者（The Invisible）的原因是，虽然以流浪汉为主题的相片在摄影史中屡见不鲜，但他们很少被作为独立的群体看待——人们视他们为流浪汉，脱离了社会的可怜虫；习惯于以含有道德色彩的评判标准将他们与其自身区分开来，无故斥责他们的懒惰与不上进。如同生活在水中的鱼很难向他人描述自己身边的水一样， 伦敦的‘正常人’无法以与无家可归者平行的视角去理解流浪汉与这个城市的共生关系。我们看不见他们。 肖：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决定创作“流浪汉”这个主题？杨：契机是大二时的一个纪实摄影合作项目。我和三个摄影师一起记录了伦敦25岁以下，不同阶级年轻人的生活。那时候开始慢慢认识了一些底层的流浪汉与街头艺人。伦敦年轻流浪汉的构成十分复杂，他们的生活和奥威尔笔下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的底层阶级人民如出一辙。 肖：这个项目花了多长时间？拍摄了多少位流浪汉呢？杨：三个多月里认识采访了33个人，包含4位女性与29位男性。其中17人来自英国本地，15人来自欧洲其他地方，1人来自欧洲以外。大多数人在40岁左右。30岁以下的有7位，还有3个人拒绝透露其年龄。另外获得过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有3人。 晚上十一点时，S（中）坐在一家餐厅外吃饭。他今年39岁，过着难以想象的生活。S (middle) outside a restaurant at 11pm. He is a 39-year-old man. He had an unimaginable life. 肖：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吗？之后有什么计划？杨：不可见者是我本科的毕设。那之后我有一阵子很自负，真的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简直要拿荷赛奖撬动地球。之后在去卫报面试的路上遇到了之前采访过的一个流浪汉。那时他刚刚流浪两周，而我一身正装，和他反差非常大。他认出我之后愣了一下，把头扭了过去再也没有说话。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无论我以何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我都是在利用他们的不幸博取大众眼球。我通过这个项目认识了很多人，慢慢意识到可以呈现却无法改变是人类学与纪实摄影最自我矛盾的道德困境之一。我们生活在断裂之中，这也是社会最本质的问题之一（感谢杨云鬯对拍摄项目的帮助）。这个项目以纪实摄影的标准来说已经结束了。不愿离开，总认为项目还未完成也是一种认知论上的疑虑与不安。但未来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之前去了一些小的Local Charity（当地的慈善机构）做调研（因数据方便收集。大的慈善机构会涉及流浪汉的移民管理，争议较大），也在继续对街上的无家可归者进行个案跟踪。现阶段对信息的整理很重要，新冠疫情也为无家可归者的现状带来了极大的变数。S（左）和一位女士借打火机。他今年46岁，曾经是地勤工人。他是一个26岁男孩和一个9岁女孩的父亲，并且已经流浪一年零九个月。S (left) inspecting a lighter from a lady. He is 46 and used to work as a ground worker. He is a father of a 26-year-old man and a nine-year-old girl, and he has been homeless for a year and nine months. 肖：您拍摄的流浪汉有哪几位印象比较深？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杨：有一位Kingston University的毕业生流浪汉（他还拿了一等学位），他流浪之前每天的日常就是图书馆，学校，宿舍的周而复始。我们一起坐在街上喝了好心人送的两杯咖啡，吐槽了脱欧与天气，教育产业化背后的无奈。但在他问我接下来要去哪里时，我下意识说我准备回家。我忘记了他是流浪汉而我不是，自作多情的认为他和我的人生是相似的。我有家，而他没有。我尴尬的话毁掉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其他印象深刻的人。例如自己选择成为流浪汉的前警察；还有在阿富汗战场上排雷时目睹战友死亡，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后被军队除名的老兵；以及开始很防备，知道我的学生身份后对我敞开心扉的吸毒者。他们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小故事，比如想穿别人送的新鞋但又不敢：因为会显得自己“不那么像流浪汉”。N，31岁。自从17岁时离开学校后便一直流浪街头。她告诉我在街上最糟糕的事情是被其他女性流浪汉因嫉妒而欺凌。N is 31 years old. She left her high school at the age of 17 and later became homeless. She told me that the worst thing on the street was being bullied by other homeless women, mainly because of jealousy. 肖：您有人类学的学科背景，能否跟我们谈谈人类学对于您这一项目的拍摄有什么影响？杨：我在进行这个项目的时候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通过视觉媒体和民族志研究相结合，摄影可以有目的地说明其与社会问题的关联。人类学里作为谦逊观察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和纪实摄影创作有诸多相似之处。举例而言，以流浪汉或者其他弱势群体为主题的摄影项目在缺乏相关知识与训练的前提下往往会考虑不周。例如给流浪汉穿西装，剪头发以证明他们可以和“普通人”一样；给大山里的孩子穿公主裙，然后消费他们衣衫褴褛的日常做对比......把镜头对准边缘人，然后“帮助”他们的行为早已被批判许久，甚至可以追溯到以猎奇为目的旧时代殖民主义摄影 (把未开化的“野蛮人”拉倒镜头前穿上所谓的民族服饰拍肖像的行为)。这样做构建了被摄者与观众不平等的关系，是不负责任的鲁莽。民族志/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方法论对这个项目创作方式有很大帮助。基于田野调查，不被偏见，预设等思维方式限制；依靠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深刻描写从而记录人类在社会的行为，通过长时间与社群沟通观察来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文化社会逻辑并试图以此窥视何而为人。 肖：英国作为一个高福利国家，您个人如何看待流浪汉们的生活问题？杨：如何在高福利国家看待流浪汉的生活问题？这个问题极具讽刺意味但无法逃避。高福利的社会补助与流浪汉生活水准的反差并不具有关联性， 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在展示我们社会中思维模式的局限。不如让我替你把问题说得更直白一些： “你个要饭的为何如此懒惰，而不像我们一样找一个工作？”这像极了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场景：一个“文明人”质问野人约翰你为何不去吃两克苏摩。我们从不憎恶不去工作的人，却唾弃失去了工作的无家可归者。在最繁华的都市里，流浪汉们在街上无家可归。他们的悲惨遭遇为我们提供了无端歧视同类的臆想空间。我们并不在乎他为何流浪，我们只需与他们对比以构建出自身道义上的优越。一般而言， 无论是纪实摄影师还是人类学者，在观察他人时会将自己的文化背景作为测量的标尺，而非评判一切俗世行为的绝对准则。流浪汉群体的矛盾特殊性在于他们和我们共享相同文化背景并从我们的社会之中诞生，和我们拥有近乎完全交叠的道德观念。他们无需依附于现代社会所构建的铁笼之下，不在我们可观测到的标尺范围内，却依然存属于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之中。 杨星堃个展——不可见者 主办：三影堂厦门摄影艺术中心 艺术家：杨星堃策展人：肖瑞昀 时间：2020年5月1日 - 5月31日 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2号楼301（从连接1号楼、2号楼之间的大平台进入） ⛰关于艺术家 杨星堃，生于1994年，北京人。2018年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新闻与纪实摄影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攻读影视人类学研究生。2017年曾与伦敦小交响乐团合作办展。作品发表于BBC，卫报（The Guardian）。2018年作品入选Dorothea Lange-Paul Taylor Prize，ND Awards 铜奖，Chromatic彩色摄影大奖提名，卫报BAME Photographer 2018。 相关阅读：【展讯】杨星堃个展——不可见者